方彬走到了指挥台，她略微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汗水，神情坚毅、身姿挺拔，气质与许多革命题材电影中的女主角极为相似。音乐一响，完全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双手挥舞得干脆而有力。
七月的福州闷热而潮湿。夜幕降临，仓山区闽江公园江滨望龙台灯火通明，人潮汹涌，一个主要由退休人员组成的民间文艺团体——“南台岛激情广场”，每晚都聚集这里唱歌跳舞。扬声器里传出激昂的革命歌曲，几名身穿短袖衬衣的男子弹着电子琴、打着鼓。望龙台周围站满了观众。
方彬是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她的激情曾经感染过无数人。谁也看不出来，她已经年逾七十了。“这是我常年坚持跳广场舞锻炼出来的。”方彬说，在她看来，没有比广场舞更廉价的健身方式了。
广场舞散发着一股特殊魅力。在福州，公园、市政和商业广场纷纷成为爱好者的“圣地”，“大妈们”趋之若鹜，每个团体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组织者。
在全国的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广场舞成为中老年人聚集的一个平台，在这里，他们找回曾经熟悉的集体生活的场景，找回心灵寄托和价值认同，某种程度上广场舞成为社会组织缺失的一种自动补给，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江湖，是一个冲突上演的舞台。
“灵魂人物”
方彬之所以能成为“南台岛激情广场”的核心人物，是因为其专业背景。她退休前是福州市仓山区少年宫的舞蹈老师，最后官至副主任。
从少年宫退休后，她成为了一名广场舞的组织者，现在她名片上拥有三个社会职务——福州闽都民俗艺术团团长、南台岛激情广场合唱团团长、苍山老体协艺术团团长。
方彬回忆，福州的广场舞最早在1995年左右开始风行，最初在福州的城市中心鼓楼区，但她所在的仓山区作为“郊区”，步伐稍微“慢了一点”。1997年，方彬刚刚退休不久，她接到仓山区一位官员的电话，那位官员说：“仓山区没有激情广场，你要不要出来搞一个，把我们区里面的文化搞活？”方彬二话没说，当即答应。
头等大事是组建团队，她先后找到了架子鼓手、电子琴演奏者等乐队成员，都曾是她在少年宫时期的学生。
她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便完成了筹备工作。当时仓山区政府准备7月1日筹备一场歌颂党的文艺晚会，为了赶在文艺晚会前筹备完毕，她来不及走政府的报销程序，自己先垫付了3万块钱作为启动经费，购买了相关设备。一个政府支持下的民间文艺团体就这么组织起来了。
无论是唱歌还是跳广场舞，方彬都把握一个“原则”，死死扣住“爱国爱党爱乡”的主题，伴奏音乐通常是《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美丽中国》、《中国范儿》、《有福之州》等经典主旋律歌曲。她认为，这种歌曲和舞蹈传递出来的思想基调是“阳光和健康的”。当然，偶尔也有流行音乐，他们曾经也跳过《江南style》，最近开始编排《小苹果》。
方彬说，广场舞之所以大多选择具有红色记忆或者群众文艺色彩的音乐，因为只有这种类型音乐和舞蹈才符合“大场面”。
“社会乡愁”
不是每个广场舞者都能成为方彬那样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大多只是“大场面”中的一员。
在福州西湖跳舞的老年舞者林洁经常踩不准节奏，只能跳一些编排简单的舞蹈，稍微复杂点儿她就跟不上。十几年前，她被儿子从福建宁德的乡下接到福州生活。
这十多年间，她发现自己所在老街区已被高楼大厦取代，街坊邻居也不怎么往来了，几乎没什么公共空间和集体生活。
这与她年轻时在乡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那时邻里间有说有笑，虽然经济条件比较艰苦，但是生活还是“有温情的”。现在邻里之间相对漠然，大家见面也只是笑一下。孩子都忙着奔前程，孙子已经长大，进入了叛逆期，两代人价值观冲突已经凸显。“我每天看抗日剧，但孙子回来前就要赶紧关掉，否则会被挤兑。”林洁说。她开始追忆往昔的时光，“哪怕是邻居间吵架现在想起来都有滋有味。”。
几年前，她偶然参加的一个广场舞团体帮她“找回了年轻时代那种集体的感觉”。每当熟悉的革命歌曲响起，都会让她精神抖擞。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林少敏认为，在中国，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人是“失落的一代”。
“要上大学时被赶去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返城，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进了大学，另一小部分人回城后进入国企、机关，其余大部分人在比较差的单位上班。改革开放后最先下岗的又是这批人，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下岗了。这就造成了该读书时没书读，该工作时没工作，上有老下有小，是特别艰难的一代。”林少敏说。
2012年，一份名为《舟山定海区广场健身舞调查报告》显示，广场舞参与者的年龄大多数在40岁至65岁之间，其中45岁至60岁的群体占到了70%左右；在性别方面，绝大多数是女性，男性只占约5%；在学历方面，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85%左右；在职业特征方面，参与者以个体商户、企业、自由职业、事业单位职工为主，占85%左右；在所选用的曲目方面，主要是传统、通俗、伦理特色鲜明的流行歌曲。
从某种程度上说，广场舞寄托了夹杂着“中年危机”的一代人的“社会乡愁”。
林少敏认为，这个人数庞大的群体实际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身处社会边缘，找不到组织，找不到生活的重心和目标。
这也是为何他们喜欢红色基调的老歌，他们最好的记忆都在那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也生活艰辛，但却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变，家庭不同代际之间存在着鸿大的代沟，有些甚至演变成生活中的冲突。
“彼此不认同表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说钥匙要不要挂在皮带上，衣服要不要塞在裤子里，喜不喜欢看抗日剧等。它实际上代表着本土化和国际化、前现代和现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林少敏说。
中国老一辈人和周围年轻一代之间的不和谐，促使他们迫切地想回到曾经熟悉的传统生活场景。
取暖的“平台”
在福州，民间广场舞和歌唱团体都被称为“平台”，这是一个相对松散但又分工明确的组织：领唱、领舞、指挥、后勤、财务、技术人员……每个人都在这个平台上有着自己的角色。他们在小范围建立起仿佛在革命题材电影中才看到的特殊友谊，每个人似乎都乐于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才情，极少怨言，甚至有的人呈现出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性格。
“有一部分男会员原来酗酒、赌博，但是到了我们合唱团以后，这些毛病都改掉了，成为了积极分子，现在每天都盼着晚上到西湖公园来唱歌。”福州“西湖之友”合唱团副团长李锦平说。
“西湖之友”现拥有80多名会员，会员每个月缴纳50元或者100元作为会员费，以此维持合唱团的正常运转。偶尔的演出收入也被放到“平台”上作为经费使用。
经济观察报记者看到，在福州炎热的傍晚，几位年逾半百的老人推着沉重的音响设备从设备储存室走到西湖公园，大汗淋漓，但没有怨言，他们只是希望政府能在西湖公园内帮他们找到一间储物室。
跟缠绵呢喃的流行音乐相比，激情昂扬的主旋律音乐对老人更具有感召力。每首歌都琅琅上口，同时歌声本身具有凝聚力，把散落在四面八方的有着共同记忆的人召唤过来，参与其中。
作为一名崇尚理性的学者，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林少敏从内心抗拒群体演唱活动，不愿从众，但是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西湖公园散步，没想到自己也“远远地就被歌声吸引过去了”，在那里不知不觉站了一个多小时。
这就是广场的诱惑力。南台岛激情广场合唱团会员裴莲珍说，她原本只想去看热闹，没想到场面很大很壮观，打鼓的、吹唢呐的什么都有，她很快就被吸引了。
“会员和歌友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根本不用特别的宣传。”方彬说。
广场舞团体只是一个松散的民间艺术爱好组织，但是它的社会功能却远远超出艺术本身，成为社会组织缺失的自动补给。
方彬说，如果有别的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他们会以“平台”为单位，组织义演和捐款。
会员们彼此关爱，逢年过节相互走动，甚至探访经济条件稍微差一点的会员。
有天晚上，在南台岛望龙台演出散场之际，一位坐在残障车上的女士突然放声大哭，她刚刚和女儿吵架，不开心，声称自己“不想活了”。人们纷纷上前劝慰，过了好一阵儿她终于平复下来。方彬对这种场面已经司空见惯，会员和歌友很多不开心的家庭琐事，不知不觉都被放到了“平台”上。
江湖
虽然广场舞让中国老年人找到了心灵寄托和价值认同，但它有时也引起冲突。
中国正在从熟人社会的“规矩”向陌生人社会的“法治”转型。然而，“规矩”的特点恰恰就在于没有书面的规范，冲突就此产生。
近两年中国各地均有报道称，当地年轻居民对广场舞和演唱活动不胜其烦，有时甚至引发激烈的肢体冲突。鸣枪、泼粪、放狗、扔老鼠……“广场舞”带来的冲突五花八门。
曾经，福州三县洲大桥下的空地被老人用来跳广场舞，因为音响声音太大引发附近小区居民的抗议，甚至有人为了阻碍广场舞数次在空地上泼粪水。
温泉公园是福州较大的社区，也是唱歌和广场舞最为活跃的地方，经常有居民和广场舞群体发生冲突。
“战争”无处不在，很多公共场合被划分成了若干地块，在福州某广场，几百人在此舞蹈，数十台音响你方唱罢我登场，十余个形形色色的舞蹈小团体为了抢占广场地盘，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口角，甚至出现对骂乃至厮打。
“广场是公共场所，我们不可能帮助大妈划分地盘。如果碰到什么问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报警。”一位广场管理人员说。
广场本身也是江湖。
“西湖之友”的李锦平认为，广场舞与合唱团对社会安定有正面意义，但前提是要不扰民。为了控制音量，合唱团忍痛放弃了打击乐和管弦乐，因为声音太大，传得很远，只留下了一把电子琴，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演唱上。
西湖公园原来只有“西湖之友”，后来因为“观念分歧”分离出去三个平台。
“我们强调的是和声的魅力，而他们更喜欢表现个人的能力，所以分出去了。”一位歌友说。
西湖公园现有三个合唱“平台”，唯有“西湖之友”是经过政府注册和备案的民间团体，其余两个“平台”均无注册和备案，但由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公园管理方只有默认。其余广场舞团体也大多处于“打游击”的状态，推着音响到处走，凉亭、走廊……但凡有空地，就有他们的身影。相比合唱团，广场舞设备更简单，舞者只需要自带一小音箱，就可以召集几十个人一起跳。
每到周末，西湖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广场舞的江湖。
“跳舞的有七八拨，唱歌的有三个平台。西湖就这么大，附近居民区也特别多，肯定会影响到一部分人。”李锦平说。
在西湖公园，每个广场舞平台相隔距离都不到几十米，伴奏音乐此起彼伏。唱歌平台彼此间的距离也很近，“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大家只有比谁的音乐声音大，谁的嗓子更洪亮。”一位歌友说。
“西湖之友”作为多次获奖的民间合唱团，很讲究和声部分的水准，但每到周末“群雄”并起时，大家根本听不到自己低音部分。
很显然，这种混乱现象影响了市民对广场舞的印象。
“我们也希望政府出面管一管，当一个公园同时出现这么多平台的情况下，如何能做到互相不受干扰呢？”李锦平说。
林少敏认为，广场舞引发矛盾的根结在于失序，什么地方可以跳、什么时间可以跳、经过什么程序以后可以跳、跳的过程中要遵守什么，没有规定；谁来协调、谁来监管，出了问题，该由谁且依据什么来处理，也没有规定。
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后，中国各大城市管理者的应对之策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地方置之不理，有的地方以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及限设备的“四限”实质上取缔了广场舞，浙江温州则试图通过《广场文化活动公约》方式化解矛盾。
“我相信早晚会改变的。”李锦平说。